抗日战争时期，永胜县城东门外灵源村，出了一位曾任国民政府“边疆宣慰团”少将团长的人，她就是被时人誉为“滇西才女、民国新流”的高玉柱。1989年出版的《永胜县志》，1991年出版的《云南通志》，均收录了高玉柱的生平事迹。

高玉柱，字擎宇，号北胜女史，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世袭北胜土知州高长钦之女，其先世为僰人（今白族）。其先祖高昇泰曾为大理国主，高斌祥曾功升至云南中书省右丞、授资善大夫，高氏在永胜的统治时间长达800余年。随着清朝对云南实行“改土归流”，永胜高氏土司开始日渐衰落，高长钦即北胜州末任土司。作为永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土司后裔，虽然高玉柱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但她从小就过着优裕的生活，并且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高氏土司在今永北镇灵源村设私塾，高玉柱得名师杨精品等教诲，知识渊博，名冠滇西。杨精品常鼓励高玉柱：“女子亦当男儿志，志在四方，身为国用，勿以红楼绿窗，等闲虚度，空过年华。”她常有诗作与诗友冯子昭、学友杨庚年等诗人步韵唱和。杨庚年在赠诗及序中称赞高玉柱，“工书画，有文章，长吟咏，尤善狩猎；郡妇孺之流，靡不识其名，其意气之雄，谁可比拟”。高玉柱毕业于大理女子师范，曾在云南大学俢业，具有现代知识女性之特征。

民国云南省主席龙云曾欲迎娶高玉柱为儿媳，故派儿子龙绳武借军政事务至永胜，前往高氏土司家相亲。高玉柱邀龙公子至当地名胜观音箐游玩，便出联曰：“观音箐，庆观音，观山观水观世音。”请其对出下联，龙公子对不上来，她便说：“龙王庙，妙龙王，龙子龙孙龙父王。”龙公子愧极，怏怏而返。高玉柱受共和革命影响，“九一八”后到昆明在市图书馆工作，同时学习法语，并参与抗日工作。国民政府高官吴稚晖到昆明发现高玉柱，惊其才华，于是带往南京，委任西南夷驻京代表。

然而，更使高玉柱名声大噪的是：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她作为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代表与“夷苗”民众代表喻杰才（纳西族），受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推荐，前往南京先后3次提交请愿书，希望西南少数民族获得国家的承认，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高玉柱第一次向国民政府请愿，就提出了“夷苗”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在中央和地方特设“夷苗”事务机关等请求。期间，高玉柱和喻杰才曾多次到上海，参观工厂、学校、报馆、图书馆，拜访各界人士，应邀频繁演讲，为向国人“报告西南夷务一般情形，希望注意边陲事业者，加以协助发展”。

西南少数民族请愿代表之所以作了3次请愿，并准备作第4次请愿，主要原因是其请愿意见多未能被国民政府采纳。高玉柱在上海虽屡称“请愿结果圆满”，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她不断赴上海活动，最初或许没有为请愿造势的考虑，但在客观上却达到了这一效果。高玉柱不仅争取到了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国民政府作出了有利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决议和表态。因此，高玉柱的多次上海之行，在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和影响。

首先，它反映了以高玉柱、喻杰才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强烈认同，这有利于近代中华民族及国家的建构。在高玉柱呈拟的《治理西南夷族巩固国防意见书》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西南夷苗民族分布于滇、黔、川、康、粤、桂各地，成为当地之土民，大部分民族沿滇黔川康边区，顺金沙江流域，集中为整个民族，盖即西南夷之宗支也。地面绵亘数千里，人口不下二千万，过去因文化生产低落，每被外族所歧视，极端压迫，而物产丰富，蕴藏甚多，人民生活单纯，民族性强悍，且富于保守性，故虽隶属于各省区域，实际上完全在土司保护之下求生存。”

很显然，高玉柱请愿书中的“夷苗”一词，是泛指当时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等地的少数民族。西汉司马迁《史记》中所谓“西南夷”，亦即今天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高玉柱说：“至辛亥革命以后，政府与夷苗失去其关系，任之自生自灭。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个隔阂，诱迫备至，要夷苗民族脱离中国，所以所受苦痛不可言喻。此次上都请愿，要谋民族团结。”“夷苗民族，实在是中华民族，和汉族关系极深。”夷苗民族，“就是与其他的各民族，也有不少的关系”。

仅据以上言论，即可看出高玉柱等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认同是相当强烈的。由于高玉柱、喻杰才的请愿得到众多西南少数民族民众的支持，这些言论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高玉柱、喻杰才为代表的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民众，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与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意识之强烈，及对帝国主义侵华本质的认识之深刻。这在边疆危机日益深重的当时，意义尤其重大。

其次，高玉柱此行宣传了西南少数民族，增进了国人对西南少数民族、西南边疆危机及中华民族的认识与关注。她多次在演讲及报告请愿中阐述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对少数民族所受的痛苦、所遭到的侵略等亦有介绍，并表达了她对中华民族的认识。

高玉柱在第一次请愿书中写道：“徵诸中国数千年之历史，参以科学之考证，确知所谓夷苗民族，实系三皇五帝真正后裔，无可讳言。涿鹿战后，整个民族，为黄帝所征服，逐渐流播于四方，成为各个不同之部落。”高玉柱在《中央国府各院部会长官呈文》中写道：“伏念数千年来，我夷苗民族，勤宣王事，备载史册，尤以团结一致，固保边疆为唯一之信念。”“夷苗民族，勇敢善战，淳朴耐苦，驾国内民族而上之”。

这些认识与看法，始终贯穿于高玉柱的请愿、演讲和发表的文章中，并且频频见诸报端，而《申报》等报纸又是当时国内有影响力的公共媒介。因此，西南少数民族请愿代表的南京、上海之行，对于宣传西南少数民族、西南边疆危机及中华民族的认识与关注，均颇有帮助。

高玉柱等请愿的目的，在“为求全国明了西南边疆数千万夷苗生活状况，并谋改善文化建设，提高苗民幸福，及引起注意强敌觊觎西南边疆阴谋”，“欢迎内地同胞前往开发，并报告夷地风俗人情文化政情，希望注意边防者，加以扶助，以免外人乘机觊觎，再造成东北之覆辙”。高玉柱说：“又况值此抗战建国之非常时期，军事政治经济等重心，均皆集结于西南。故建设西南，争取最后胜利，达到建国目的，已为举国上下一致之要求。”

上海各界对此不仅持欢迎态度，而且积极支持。高玉柱受邀参加各种活动多达20余次，《申报》还对她在上海的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当时媒体称，高玉柱“差不多已经成为举国皆知和举国瞩目的一位闻人”。高玉柱发起筹组的“西南边疆开发协会”，更蒙上海地方领袖“群加赞助”。这充分反映了上海各界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同、关爱与支持，也增进了国人对西南少数民族、西南边疆危机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识与关注。西南少数民族请愿代表的南京、上海之行，对实现中华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民国以来“五族共和”的提出与流传，使国人大多只知道汉满蒙回藏五族，对西南少数民族并无多少了解。高玉柱专门就此提出批评说：“我们大中华民国，是由汉、满、蒙、回、藏及西南夷族共同结合而成，但是有许多的人们只知道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而不知道还有一个很庞大的西南夷族。”将西南少数民族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与国内其他各民族没有差异，这有利于增进国人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玉柱的大力宣传和广泛介绍后，人们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即大有改观。高玉柱就曾说过：“对于夷苗问题，在过去颇少有人注意，自代表等请愿以后，不特中央德泽有加，即国人亦由忽略而变为认识，由歧视而变为同情，更进则扶助开发、调查研究，种种言论，风起云涌。”

高玉柱南京、上海之行的意义与影响，在全面抗战时期得到进一步的体现。1938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高玉柱、喻杰才二人来到重庆。1942年，日寇占领越南、缅甸，进而入侵滇西，战局十分紧张，国民政府对云南边疆局势非常忧虑。“为了增强边疆土司内向之心，激发爱国热忱”，国民政府组织了西南地区边疆宣慰团，委任高玉柱为少将团长，丽江七河人喻杰才为上校副团长，负责对云南等省民族地区土司、头人、民众的宣传问慰工作。

高玉柱回到云南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派六十军军长安恩溥到蒙自迎接，并护送她至昆明五华山。高玉柱在昆明，发表演讲，登载文章，访问官绅、土司和民族头人，还不时微服私访，探访社情民意，对民众进行抗战宣传。她在安宁写下一首七言古风，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潺潺流泉水芳冽，国难当头心欲拆；

不是泉温是火焚，誓掷头颅洒热血。

铁血三千洒桃花，英雄半属女儿家；

平边弥乱秦良玉，持节直追汉军车。

同胞同胞奋臂起，长枪大纛东北指；

不是当年旧温柔，不复民族心不死。

高玉柱、喻杰才所率领的宣慰团所到之处，均受到土司、头人及地方民众代表热烈欢迎，滇南红河南岸哈尼族稿吾等16位土司曾与宣慰团会面，号召各土司团结抗日，出兵出钱，维护治安。随后，众土司联名致电中央，称感于高玉柱率团“冒瘴长征”，慰问边民，当率领所部，保卫边疆，拥戴政府。众土司还共同募集国币十万元捐献中央，并表示要派代表进京，申“报国赤诚”。

谁也意料不到，高玉柱的生命很快便终结于宣慰途中。1942年8月，高玉柱因感染了某种病菌，逝世于元阳县新街小学，年仅36岁。消息传到昆明后，云南省政府命令副团长喻杰才扶柩回永胜公葬，时称“国葬”。

高玉柱誓言为了复兴“中华民族”，不惜“掷头颅洒热血”，并怀着“铁血三千洒桃花，英雄半属女儿家”的豪情，以未嫁女儿身玉殒滇边。她的老师徐冠三在家乡闻此噩耗，老泪纵横，提笔大书：一代英雄垂竹帛，满腔热血洒疆场！

作者简介

何守伦，云南丽江永胜县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丽江师专旅游与经济管理系教授、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客座教授，兼任丽江旅游研究所所长、丽江边屯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出版著作、教材《永胜方言志》《华坪方言志》《丽江导游辞》《丽江旅游风情》《丽江旅游文化》《解秘他留文化》《导游实训教程》《旅游文化教程》《读懂云南》等10余种，曾荣获云南省教育功勋奖、丽江市宣传文化工作杰出贡献奖等表彰奖励，被授予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云南省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